希望online猎人(希望猎人技能)

他是中国地质事业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他是中国国内建立最早的一流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

他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的创办者和第一任所长！

他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发起人，第一卷《中国地质学会志》主编，第二任和第五任会长！

他是中国第一份野外地质调查报告的撰写者！

他是中国地质图书馆和地质博物馆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

他是“中国的赫胥黎”！

他是丁文江！

　　话说这张丁文江先生留着小胡子的照片真是广为流传啊

　　作为一个在地质大学地质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我为自己竟然在毕业多年后才知道丁文江先生的存在感到汗颜。而在查询丁先生的资料过程中，竟然发现包括某度等多个地方对丁先生的介绍竟然都是错误的，实在令人震惊和心寒。今年是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和第一届地质学毕业生毕业100周年纪念，也恰好是丁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我内心涌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欲望想把丁先生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他以及他背后的中国地质事业!

　　民国时期多俊才，当我们仰望历史的星空，可以看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竺可桢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在那群星闪耀的年代，

　　同样有一个人，他是我国地质学先驱，对于当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影响，又远不止于地质学领域，与同时代的大师们相比，在贡献与影响方面，丝毫也不逊色，他是罗素认为“所见到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是胡适口中“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建国以来，一般国人几乎把地质学与李四光画上等号。李四光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耀眼光芒使人们在很长时期内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地质学就已率先跻身国际一流，而彼时地质学的掌门人，是丁文江。丁文江知识渊博，对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制图学、测量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都有较深的造诣和研究，他的一生，虽然短暂，确是波澜壮阔，精彩纷呈，无论在科学界，文学界，政界和商界都有不俗的表现，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地质科学和我国地质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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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丁文江（1987-1936）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1887年4月出生于江苏泰兴古镇黄桥。1902年赴日本留学一年半，并未进入大学学习。1904年赴英国学习，于两年学完中学高中六年课程考入剑桥大学，但两年后因难以支付学费而退学。1907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四年后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后归国。1912年受当时北洋政府矿政司司长张轶欧邀请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1913年同时创立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兼任两所所长（某度将此时间写成了1916，还把章鸿钊、翁文灏列为共同共同创立者，这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这一点已为史学家研究确认，参见参考资料1和2），同时分别邀请章鸿钊、翁文灏任教员。1916年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地质学专业学生毕业，共有18人获得毕业证，这18人后来被戏称为地质调查所的“十八罗汉”。1921年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受经济所迫下海经商）。1922年主持成立中国地质学会。1926年受孙传芳邀 任上海自任淞沪督办总办，规划大上海蓝图。1927年重返地质学界，任第五任地质学会会长，研究编写徐霞客游记，丁编本徐霞客游记是“徐学”（现代，徐霞客游记研究与红楼梦，史记研究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问）的开山之作。1929年带领黄汲清和赵亚曾等人开展西南地质大调查。1931年任北大理学院教授。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蔡元培为院长。1936年任总干事工作期间卒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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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办地质研究所，培养第一批地质精英

　　丁文江任地质科科长时，中国的地质调查人才极度匮乏，唯一设有地质系的北京大学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停办状态，丁手下唯一的两名干事也都不是地质专业出身。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参考上一任科长章鸿钊（见附）起草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他向上司赵轶欧提出，成立地质研究所的请求，并设计了详细方案。上司同意后，他即着手办理。说是研究所，其实是中国最早成功的专门地质教育机构。翁文灏评价为“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地质者，实自兹始。”

　　1915年地质研究所教室(北京丰盛胡同3号)

　　1916年春，地质研究所学员在开平一带从事田野实习。

　　PS：看到这张图的小伙伴么，是不是很亲切，和我们出野外时候一个模样?

　　“十八罗汉”与中国地质事业的脊梁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考试，23人中18人得毕业证书，这18人全部进了地质调查所，后来被戏称为地质调查所的“十八罗汉”。毕业至今，刚好100年。

　　18名毕业学生的名单是：

　　叶良辅 赵志新 徐韦曼 王竹泉 刘季辰 谢家荣

　　卢祖荫 周赞衡 李学清 徐渊摩 谭锡畴 刘世才

　　陈树屏 朱庭祜 张 慧 祁锡祉 仝步瀛 李 捷

　　上毕业照啦

　　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后都成了中国著名地质学家：

　　谢家荣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担任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叶良辅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是该院首届评议员之一，后又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

　　王竹泉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学清曾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

　　朱庭祜曾任两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

　　周赞衡一直服务于地质调查所；

　　卢祖荫曾任中国地质图书馆馆长；

　　谭锡畴毕业后任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测勘测工作，曾在山东蒙阴发现大量恐龙、鱼类化石，乃确定其地层结构为中生代白垩纪，从而推翻李希霍芬认为是二迭—石炭纪的错误结论。

　　与北大地质系的渊源

　　然而由于某些政治原因，地质调查所仅招了一届学生便作罢，为了保证地质事业能有持续的人才投入，丁文江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商量，请北大恢复地质系，并表示地质调查所随时吸收北大地质系毕业生。北京大学遂于1917年恢复地质系。

　　而后为加强北大师资力量问题，丁文江为北大请来了李四光任教地质系，请葛利普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这两个人无论在提升中国地质研究水平上还是对中国地质人才培养上都是功不可没的人物，后期丁文江又一度在北大执教，可以说后来北大地质系成为国内最高地质学府，丁文江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北大初期的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求职，丁文江亲自主持考试，考试的办法很简单，分给每人十种岩石，让他们辨认，结果没有一人及格，甚至还有不少零分。丁文江很生气，便拉上胡适带了成绩单就去找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理论，发了一通牢骚和批评，诸如你们怎们怎么教学生的之类，好在蔡听了丁文江的批评，看了那张有许多零分的成绩单，也不生气，还很虚心地向丁文江请教整顿改良的方法，这才有了上面两位教授的到来。

　　除此之外，丁文江还利用这些学生毕业的成果搞了矿石标本展览和毕业科技成果交流会，前者被奉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开馆之作。

　　地质研究所学生时期标本展览——中国地质博物馆始终将此奉为其开馆之作，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程利伟十分明确地说：“7月14日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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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漫漫调查路，炎炎赤子心

　　相比于3年短暂的地质研究所教学工作，丁文江先生的地质调查工作生涯则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其中前10年的工作均是在地质调查所完成。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的，也是中国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其实，地质调查所实际上是一个极穷的机关，经费少的可怜，一年预算十几万，最终能来个两三万就不错了，而地质工作又是很辛苦的工作，因此不是对于地质真有兴趣的人提到地质调查所就摇头不愿意加入，这样反而促进了机构的快速成长，在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某些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迅速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不能不算是一个惊人的成绩。据统计，地质调查所这个六七十人的单位，先后走出了24位院士，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

　　在地质调查所创建之初，丁文江他们主要是调查中国的矿产，重点在煤、铁。1916年到1921年这五年间，地质调质所新发现的铁矿就有1亿吨之多。他们对当时北方所有重要的煤矿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中国的煤铁储量有了比较科学的估计。丁文江、翁文灏及其学生谢家荣、王竹泉等是中国煤田地质的奠基人。

　　地质调查所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其中，北京周口店及周边的史前考古研究即是地质调查所的一大功绩，丁文江也是帮助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专作中国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研究，该室裴文中发现的中国猿人头盖骨。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对研究人类发展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新生代室发现的人类头盖骨（裴文中发现的中国猿人头盖骨。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对研究人类发展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此外，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丁文江先生还先后建成地质图书馆和地质陈列馆（地质博物馆的前身），此外国内最初的地质刊物《地质汇报》后改为《地质专报》，也是由丁先生和翁文灏先生共同创办的，《地质专报》分为甲、乙、丙三种，专门刊登中国地质矿产、矿床专著。甲种第1号为叶良辅之《西山地质志》，印行于1920年；乙种第1号为翁文灏之《中国矿产志略》，印行于1919年：丙种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的《矿业编年史纪要》。

　　地质汇报第一号

　　重新定义太行山与中国第一份野外地质调查报告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野外调查工作数不胜数，足迹踏遍中国大江南北。

　　1913年，丁文江到山西调查正太铁路(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附近的煤铁矿。这次旅行，丁文江纠正了“太行山”这个名词。重新给它下了定义。以前人们认为，从黄河北岸起一直到河北北部的昌平的山都是太行山。但他认为，太行山的范围不应这样大，因为从河南的济源、沁阳，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行的，这是真正的太行山。从阜平起，山脉转向了东北，绕到北京的北面，再向东连到榆关(今山海关)，这一段地质构造极其复杂，与太行山本身不同。后来他的朋友翁文灏采纳他的意见，把它叫做燕山（有没有想到“燕山运动”，没错就是这个，“燕山运动”是翁文灏先生诸多地质成就中最重要的一个）。丁文江同时还指出太行山的所谓“八陉”，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八陉里的军都陉(即居庸关)、飞狐陉、蒲阴陉(即紫荆关)都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

　　丁先生所汇地质图

　　1913年12月，丁文江结束此次了山西调查，调查收获很大，采集了大量矿石标本，测绘了一批地质图，初步搞清了石炭系煤田的构造。这次调查是中国人自行调查地质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最早的区域地质调查。调查成果收入由丁文江执笔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中。这份报告后来发表在1914年农商部的《农商公报》第1卷第12期。报告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直隶境内之地质矿务，内含地层次第、地层构造、井陉县之煤田、井陉之五金；第二部分是山西境内之地质矿务，内含太原府之西山、平定州、榆次县三个方面。这份报告书虽然篇幅不很长，但具有开创性。这是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份野外调查报告，是中国现代公开发表的第一份区域地质图，是中国最早的矿产资源调查研究成果，也是中外科学家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

　　西南地质大调查

　　1929年春，铁道部准备修筑西南川广铁路。请丁文江负责西南川黔滇和东南浙赣闽沿计划线作地质调查。于是，由丁文江任总指挥的7人西南地质调查队组成。7个人分两个组，丁文江亲率一组，队员有谭锡畴、李春昱、王日伦、曾世英。调查队的另一个组二人，赵亚曾和黄汲清，由赵亚曾领导。此次调查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调查，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

　　绘制地质地形图是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调查队的每一位成员，包括丁文江在内，都携带有地质罗盘、干气压计、双筒望远镜、手提扩大镜、钢卷尺各一个，全队还备有沸点温度仪一套、绘图板及附件一套，另有大槌、钢钎若干。地形测量员一人手持绘图板，用计步法测距离，用罗盘定方位，同时瞄准路线两旁的突出山峰和明显建筑物，如庙宇、宝塔等。一边步行，一边把上述事物绘入绘图板上。另一人则用铝制三角架定稳，并摆正方位。在行进中，利用罗盘瞄准前一站“前视”中的各点，获得交叉点位，再从各点所测的仰角和俯角计算出它们的高程，从而勾画出地形线；在相当长的距离内，路线上及其两旁的“山形水势”、村落庙宇等都一一呈现图中。用上述方法测制的地形图若没有三角网控制，在大面积内一定会出现很大的误差，所以丁文江强调经纬度的测定。这一任务主要由曾世英担任。他使用的仪器有：经纬仪一套，高级怀表一个，手携无线电收听仪一套，电池电灯设备一套。每天晚间，只要天气晴朗，曾世英必在空旷地面安放经纬仪和收听仪，一面观测自己挑选的恒星位置，一面收听马尼拉天文台的报时，同时记录下怀表准确的时、分、秒。从这些数据即可以测算出当地的经纬度。后来黄汲清把这一套测绘法命名为“丁文江法”。

　　此行绘制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图件连同大量的地质剖面图，都收录在1947年出版的《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中。1948—1949年黄汲清主持编辑14幅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时，丁文江的各种图件都被充分利用，这也是丁文江对中国地质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此次西南地质调查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古生物等五个学科，其中对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的考察尤为深入，为西南各省这三个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李四光评价说：“丁文江、田奇王隽（见附）和葛利普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西南部泥盆纪的海陆变迁，作出了许多贡献。”

　　然而，这次调查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这就是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的遇难，死于当地土匪，赵先生是一位天才的地质学家，他的离世不得不说也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损失。

　　《徐霞客游记》与丁式地图

　　在丁文江的人生里，还有两个与地质调查工作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成果值得介绍一下。

　　一个是丁编版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的一部名著，是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游览和地理考察的真实记录。可惜的是，这部伟大的科学著作，未能全部保存下来，因为徐霞客在世的时候，他的游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身患重病离开了人世，留下的只是没有编订成册的手稿。大量志愿者自觉地加入到抢救《徐霞客游记》的志愿者行动中来，包括季梦良（“季本”），李寄（“李本”）、徐震（第一个木刻本）、以及杨名时、徐泓、叶廷甲等人，然而上述诸多版本，均为文言，且未标点，阅读较困难，不利于《徐霞客游记》的流传，由此丁文江产生了重新整理该书的想法

　　然而整理古籍工作繁重，丁文江耗时6年（1921年-1927年），才完成，并撰写了《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全书共二十卷，其中把原书中的前九册各分成上下两卷，第十册为一卷，另以诗文、题赠、书牍、传志、丛刻、旧序、校勘等外编、补编汇成一卷。1928年，丁文江整理的《徐霞客游记》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才为世人所认识，奠定了它在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应有的地位。以后数十年来，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并和研究《红楼梦》、《史记》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徐学”。1987年是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丁编本《徐霞客游记》，在“重印说明”中这样说道：“丁编本《游记》和《年谱》虽成书于六十年前，但这是一本开山之作，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是值得人们纪念的。”可以说丁编本《徐霞客游记》是“徐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丁文江也被公认为“徐学”的先驱。

　　另一个是《丁氏地图》。1932年是《申报》创办六十周年，主持人史量才、黄炎培与丁文江商量纪念事宜。丁文江认为中国缺少准确的地图，如果能出版一本有地形、高度的地图，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史黄二人采纳了丁文江的建议，并委托他编纂。于是丁文江决定让曾世英参与此项工作，不过曾可能没想多，正是丁文江的这次举荐，使他终身从事测绘工作，建国后当上了国家测绘科学研究所的编审、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申报》纪念地图怎么编，丁文江认为必须突出两个特点：一是采用分层设色法表示地形，另一个特点是用等高线表示地形高度。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反复商讨过新地图的体例后，由曾世英负责编绘，地图有两种版本，正编本为《中华民国新地图》，缩编本为《中国分省新图》，两者通称《申报地图》，署名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1933、1934年由《申报》馆先后出版，此后数次再版。正编本在欧美被称作《丁氏地图》。它是我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地图集。问世后，被誉之谓“中围图学界一部空前未有的巨著”、“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它“震动了我国沉寂的地学界”，“成为绝大贡献，可与世界进步之地图并列而无愧色”。特别是建国以后，各方面建设均需地图参考，该地图册的重要性更加充分显示出来。1962年，印度军队非法入侵我国领土，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曾以《丁氏地图》作为重要依据之一，批驳了印度政府的谬论。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丁文江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业内功绩的话，那么，他能够被当时知识界尊为领袖人物，恐怕更多在于他兼济天下的出世“责任心”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上世纪20年代，他和同人们办《努力周报》，在军阀割据局势下提倡“好人政府”。30年代，他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政治时评。他还发起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无情抨击“玄学鬼”，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使国人普遍接受了一次科学的洗礼。直至今天，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不能放松的反对封建迷信，其重要的理论根源之一，就是这次“科玄论战”的思想遗产。这场论战也使他被称为中国的“赫胥黎”（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

　　他曾言道，“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权用傅斯年的话作结：“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天下你我应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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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号演存，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一个塾师家庭。22岁考中秀才，1904年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东文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190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师从著名教授小藤文次郎，1911年6月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第一任科长。他写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是丁文江可以着手创办地质研究所的基础，而章鸿钊也顺利成长的成为地质研究所的讲师。章鸿钊既是地质学家，也是地质教育家和地质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他是中国地质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

　　翁文灏(1889—1971)，号咏霓，浙江鄞县人。1902年考中秀才，1908年在上海震旦学院预科卒业，由浙江官派欧洲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攻读地质岩石学，1913年获博士学位，1914年春节前夕回国加盟地质研究所。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论及对中国地质科学的贡献，翁文灏当属第一，他是我国现代地质学创始人之一。建国以后，由于其政治历史原因，翁文灏未能继续从事地质工作，因此晚年成为了以一名诗人。

　　翁文灏1914年加盟地质研究所，使他与吴、丁有缘成为挚友。并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基础，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这一年，章鸿钊38岁，丁文江28岁，翁文灏26岁。在我国地质事业的初创、奠基时期，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他们的许多活动都是开创性的，所以建国以前，地质学界一般都把他们三位作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排名的顺序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当时所以这样排列可能与年龄有关，章的“资格”最老，但从他们为中国地质事业所作贡献，应该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章鸿钊在回顾中国地质事业的历史时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文江为第一人了。”。翁文灏说：“在君先生恰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世界著名古生物家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划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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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与李四光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李四光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关于丁文江先生与李四光先生的关系，南方周末曾写文（文称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其实是只有恩，没有怨！！）批评李四光先生抹杀翁文灏和丁文江先生的功绩，然而笔者不以为然。丁文江先生可以说是李四光在国内地质事业的伯乐，他与梁启超先生访问巴黎和会时多次劝李四光回国任教，也曾在生活等其它方面给过李很多帮助，而在李四光先生的多篇文献中也都提及对丁的认可和尊敬。倘若真如南方周末所言，有那么些不合时宜的话，也都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没有大肆渲染的必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被迫说了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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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利普

　　葛利普(1870—1946)，祖籍德国，出生于美国。189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00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历任伦塞累尔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大家。1920年葛利普来到北京，一待就是26年，一直到1946年去世。

　　葛利普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地质人才，如赵亚曾、田奇[王隽]之于腕足类，孙云铸、黄汲清、俞建章、乐森璕、计荣森、朱森之于珊瑚，孙云铸、许杰之于笔石，孙云铸、田奇[王隽]之于海林檎和海百合，陈旭之于纺锤虫，尹赞勋、许杰、赵亚曾之于腹足类和瓣腮类，孙云铸、盛莘夫、王钰、卢衍豪之于三叶虫，秉志之于昆虫，孙云铸、赵金科、俞建章之于头足类，均曾得到葛氏之指导，并皆卓有成就，使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居于世界前列，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3月26日葛利普逝世，北京大学教授会遵照他的遗愿，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于北大红楼旁的地质馆前。1982年，经中国地质学会倡议，移墓于北大档案馆西、方池以南的草坪上，葛利普永远躺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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